甘阳（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院长，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通识教育总监）

　　今年的第四届讲习班跟以往稍微有一点不同，主要在于学员的构成上。今年我们的招生比较明确地偏向本科，本科生的人数占了一半；往年招生我们首先偏重青年教师和博士生，以及各大学教务处老师，因为最初几年的目的是在中国各大学凝聚通识教育的共识。我觉得这个共识在最近几年基本达到了，有条件的大学都已经开始强调经典阅读和小班讨论，虽然做得都很吃力。

　　今年讲习班偏重招收本科生，我是希望传达一个信息：大学的好坏，大学生本身是关键，本科生本身是大学的主人。相当长时间以来，大家谈通识教育，包括本科生自己，或者大学的教授、校方，都把本科生看成是单纯的客体。这是有偏差的。我们假定满校都是名教授，但如果学生不愿意好好学，你这个学校能办得好吗？

　　我觉得一个大学最关键的是大学生自己的风气。八十年代的中国大学没什么通识教育，那时候也不需要通识教育，因为那时的学生本身就是主动在学习。所以大学生自己想不想读书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自己现在身份有了一些变化，原先我一直在香港大学，最近一年全职到中山大学，这种感受就更加深刻。据我的观察，现在最多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大学生自己想读书，说得严重一点，可能百分之七十的大学生并不想认真读书，就是想混学分，然后毕业。如果这种风气不改变，老师教课也会很灰心，到最后就不想教了。我觉得这是通识教育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我希望本科生从主体的角度出发，去想一想大学生自己能做些什么。大学生应该停止单纯的抱怨，而要回来想想自己的问题。如果大学风气好，即使没有大师，你也能好好读书，因为现在资讯非常发达。我不大同意“大学不在于有大楼，而在于有大师”这句话，这句话只有一半是对的，因为第一，大师可遇而不可求；第二，现在这个时代百分之九十的大师都是冒牌货。我们现在北大也好，清华也好，中大也好，都花重金请了很多国外的人回来，花了很多钱，但他们对中国的大学作出了多少贡献？很多都不到位，学生也看不到他们几眼，没有用。

　　中国大学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这里想讲两点。第一个问题是学生不肯读书，哪怕是很好的学生。中国大学生的一个特点是愿意听很多很多的课，每个学期选课10门、12门，比较疯狂的要选15门、17门，但是没有一个课他是愿意下功夫去阅读文本的。每个大学生都会夸夸其谈说我们要独立思考，但怎么独立思考？没有阅读就没有思考，没有阅读的说话就是口水，说出来的话不过就是报屁股上的文章，你以为这很有思想吗？我们讲习班因此从头至尾第一强调的是阅读，而且阅读要有一定的质量和数量。

　　第二个问题是学生没有讨论，即使讨论也讨论不好，因为你不阅读就不会讨论，没有阅读基础的讨论就是口水。中国传统从前历来强调讨论，从前的书院体制基本是个讨论班的体制，我们现在看的《朱子语录》是什么？就是朱熹和弟子坐在一起讨论，而且他们的书院也是分班的，由资深弟子带着一个个小班进行讨论，所以讨论本来是中国的读书传统。但现在中国的大学是普遍没有小班讨论的，中国大学都想学美国大学，但偏偏不学美国大学最基本的一条，就是本科课程必须有小班讨论。

　　通识教育在中国可以说已经遍地开花，香港、台湾、大陆比较好的大学表面上都可以拿出非常漂亮的通识教育或者公选课的课单手册，但是这些漂亮手册我从来不看，我只问他们两个问题：第一，任选其中一门课，我要看它每周的课程阅读进度，读的是哪些文本，每堂课下来阅读了多少文本；第二，有没有小班讨论。凡是不具备这两点的，我认为都不能算是好的通识教育，很容易就变成学生混学分的课而已。所以我觉得通识教育需要有些制度性的东西去规范它，学生不愿意读书是一个现实情况，但如果有一个制度性的要求，可能就会做得相对好一些，比方说你规定这门课的学生必须参加小班讨论，那么多多少少会促使学生去读一点书。另外讨论一定是依据阅读进度的讨论，每周要对学生有一个基本阅读要求，否则讨论就变成了口水。我自己的感觉是中国学生的讨论班做起来非常困难，这也是我这次把讨论班完全限制在本科生和硕士生的一个目的，我希望这次讨论班能做得好一些。

　　关于讨论班还有一个问题，“80后”尤其是“90后”的学生非常缺乏交流，或者说不会交流，互相之间好像很难沟通交流。一个大学如果没有沟通交流的氛围，很难成为一个读书共同体。我们再回过头来讲八十年代的大学，很多人虽然在不同的院系专业和年级，但人是讲“气味相投”的，会互相找的。找的方式不是像你们现在用什么facebook互相传无聊的照片，而是见面一谈立即进入书本，立即进入问题。当时的北大是一个讨论的共同体，你如果不能讨论，何以表明你是聪明的，你来北大干嘛呢？大学一旦有这样的氛围，就迫使每一个人都进入这个“场”，而我们现在的大学就缺乏这样一个“场”。

　　这就是我这次讲习班主要想跟大家讲的一点，就是大学生应该发挥主动精神，你们要把自己看成是大学的主人，你们要自己去创造一个读书的氛围。如果没有好的读书氛围，即使有非常好的教授，仍然不能解决问题，大学仍然不可能成为好大学。

 

刘小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我受本届讲习班组委会委托，向大家简要介绍一下中山大学办博雅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办古典班的情况。博雅学院和古典班有两个共同的特色：第一，读的是无用之书；第二，班上的人数都很少，博雅学院是30人，古典班更少，只有15人。因此在外界必然会有一些基本的质疑：第一，读的都是一些没用的书；第二，搞的是精英主义。我先对这两点作一个简要的说明。

　　第一点，严格来说，大学就是要读无用之书的。现在的大学办了很多新的专业，以为这些专业培养出来的人能力更强，但我发现这完全是在哄人、骗人。我觉得现在大学的这种新的学科建制，尤其是社会科学——当然现在人文科学也在朝社会科学的方向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在哄骗。我们可以看两个简单的例子：在民国时代，我们的大学没有这么多学科，那么它们培养出来的人是不是都没有用呢？但是我们发现那时候打的很多大仗啊、国家经济建设啊等等，都是靠这些人做出来的。我以前讲朝鲜战争的时候举过一个例子，中国现代军队的发展，经历了五个统帅式的人物：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这五个人里面只有两个是科班出身学军事的，就是袁世凯和蒋介石，而恰恰这两个人是五个人中打仗最差的。曾国藩是读四书的，毛泽东以前是学康德哲学、王阳明心学的，打仗都很厉害啊。所以说，我们到底怎么去理解“实用”呢？你说那些是实用的学科，完全是在哄人。我们办博雅班、古典班，就是要让学生学见识，要从前人的见识中培养自己。

　　第二点，所谓精英班的质疑，我们现在的社会受到西方近代启蒙运动的影响，总是用普遍的人性、讲究平等来看待问题，但这也是在哄人。在任何时代、任何历史时期总会有多数和少数之分，总会有优异者和平常人之分。如果把这种多数和少数、优异和平常的区分取消掉，肯定是骗人的。关键在于：什么样的人是优异的人？我们要树立什么样的人为榜样？我们办博雅学院和古典班都只招收少数人，其实是基于一个前提，就是学生是不是真的喜欢。

　　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大家都已经明白，也有了一些制度性的规定，也有老师能开出核心课程，但总还是有学生听不进去。我上学期在人大的一门全校原典阅读课一共有120个学生，最后考试的时候，我发现一部分学生的作业一看就是从网上抄来的。有的同学，一上课就搬出电脑，看上去是很认真地在记笔记，其实从头到尾都在翻网页。所以我们的博雅学院、古典班从少数做起，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必须承认人的天性是有差异的。

　　接下来具体介绍一下博雅学院和古典班的情况。通识教育是针对大学里面所有学生的素质教育课程，但是我们还是没有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少数有追求的学生的学习问题。办博雅学院首先是解决这样一批人在大学里面读书难的问题，他们想读书而无法得到最好的教育，因为现在的制度使得我们做起来非常困难，但我们抱着一个决心，用毛主席的话来讲就是从我做起，从自己做起，你在什么位置上，就做什么样的事情。

　　甘阳和我从这样一个想法出发，又得到中山大学校方的支持，开始办这样一个博雅学院。博雅学院的课程分为两个大的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基础课程，包括古汉语、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不管是学习古汉语，还是古希腊语和拉丁语，重要的都是要和古典作品结合起来，而不是干巴巴地学习语言。另外一点，课时量会相当大。我们知道外语专业本科一年级学生，比如英语、德语、法语，每周至少是四天有课，课时量是不能减的，必须是密集式学习。我们博雅学院拉丁语每周三次课，已经算少的了。我以前在德国读书的时候，上午学古希腊语，下午学拉丁语，每天都有课，每周考试两次，一年下来就会实实在在地学到东西。博雅学院第二部分的课程就是经典讲读，比如《论语》，一个学期要通讲一遍，柏拉图的《理想国》一个学期讲不完，那就需要一个学年来通讲。中大博雅学院还有一个特色，就是非常注重现代学科的发展，不仅仅是自然学科、社会科学的发展，还包括最新考古发现等等，博雅学院有这样一些特殊的理念。

　　人大的古典班其实就是从建立中国的古典学这样一个目的出发，所以主要是从古典语文和经典研读入手。严格来说，人大古典班和中大博雅学院的性质和目的是一致的，但是在课程安排上有一些不同的偏重。另外有一个差别我想提一下，就是我们的招生是不一样的。人大的古典班是从本科二年级开始收生，中大的博雅学院是从本科一年级开始收生。我们当时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一年级的公共课太多，大一学生的时间几乎被公共课占据了，从一年级开始办古典班是没有意义的。另一方面，很多同学上了一年课才知道自己想读什么，而现在大学有一个二年级转系的建制。我们这次大概有三十多个同学报名，面试的有二十几个，最后收了15个。我自己通过面试发现，这15个人里面有两三个是非常有抱负的，另外绝大部分人都有一个明确的心态，就是纯粹想正儿八经地念书，而不是追求学到一些实用的技艺，同时还要能抵抗住整个社会环境的压力，因为你要转系还是会遇到一些这方面的压力的。

　　最后我想强调一点：通识教育和博雅学院、古典班是我们推动大学教育改革的两个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甚至不可或缺的搭配。假设现在教育部规定全国的大学都要搞通识教育，那么马上就会面临一个问题：谁来教课？谁来教这些东西方的经典文本？师资都没有。我们现在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的博士生，有几个能够从头到尾把一个经典文本讲清楚？不要说博士生，很多教授都做不到。所以我们办博雅学院和古典班，其实有为通识教育储备师资人才的考虑，但是我们并不期望所有的学生都能留到最后。有一半学生本科结束后可能会出去，他们如果去念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硕士，都是好材料，甚至本科毕业后不再继续念书，比如他要出去当公务员，我相信他也会是很好的人才。

 

杜维明（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中国自古就有一个好的传统，比如《论语》里面说“为己之学”，学问就是为自己，不是为了社会，不是为了家庭，就为了自己，但自己不是一个孤立绝缘的个体，而是一个关系网络的中心点，所以“为己之学”就是人格培养。最早的儒家哲学就是一种通识的人才培养的哲学，也就是后来所谓的“身心性命之学”。

　　通识教育讲习班组委会希望我谈一下哈佛大学的经验，因为我从1981年开始在哈佛任教。我想哈佛有几点是值得大家参考的。哈佛的校徽上有三本书，其中两本是翻开的，另外一本是被封闭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真理不是直接显现出来的，它有更深沉的一面，不是一看就懂的，需要你去体验、了解。所以以前的哈佛传统是要学希腊语、希伯来语、拉丁语的，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会去学希腊语、希伯来语、拉丁语了，但是你不能完全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一般文本中了解到更深刻的智慧，这一点是大家公认为不可置疑的。

　　哈佛的学生不管学哪一个专业，都必须接触到自然科学、历史分析、文学音乐艺术、道德推理、外国文化这五个范围的知识。在欧美，不仅精英大学有这种理念，一些有名的专业大学也是如此，比如麻省理工学院，它的人文学科也非常强，乔姆斯基就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语言学教授，语言学在麻省理工非常有影响力。再比如加州理工大学也非常重视它的历史学。所以大学的任务是非常宽广的，我们一般认为大学要为社会服务，但是如何服务社会，这不能由社会来决定，应该从大学长远来考虑。有一些东西，你认为是大学在为社会服务，但其实是浪费了大学的很多资源；而一些基本研究，很多人认为是没有价值的，但长远来看有重要价值。

　　中国现在向国际社会传递的文化、思想、哲学、艺术，乃至信仰价值，应该是什么？我们现在经济起飞了，政治影响力也比较大，我们有了硬体，那么软体是什么？我们有了体魄，灵魂是什么？关于灵魂的考虑，就是通识教育最重要的考虑。我们塑造我们的体魄、才智，我们也在塑造人的素质，乃至加强对人的最高理想的想往。这就是我们的“灵魂”。

　　现在我们确实碰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当今，市场经济渗透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在这样一个浮华的社会中，中国的精英大学应该能够成为培养通识人才、传承文化传统、凝聚伦理智慧、创造精神价值的大学，就像20世纪的美国大学和19世纪的德国大学那样。大家不要忘了19世纪所有重要的大学都是德国大学，20世纪的重要大学大半在美国，那么21世纪的大学呢，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是否还是欧美一枝独秀？

　　可是我们也碰到现实生活的压力，迫使每一个同学都要面对现实。现实是什么？求职、升学、出国等等。完全不顾一切地追求理想，不可能，我认为也不必要；但如果不顾一切地追求利益，长远来看更是不必要，从某一方面来说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王阳明有一句话很有道理，他是说给当时身陷科举窠臼的弟子们听的，他说“不患妨功，惟患夺志”。你现在把很多时间花在为了求职、为了把英文学好、为了其他的非精神性的诉求上面，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惟患夺志”，你的志向不能在这种浪潮中被淹没了。在浮躁的社会中，大学四年要面临妥协、受挫，这些都难以避免，但只要我们的志向没有被剥夺，理想，哪怕完全是梦想，没有完全泯灭，即使身处红尘滚滚的名利场中，仍会逆流而上，做一个追求“为己之学”、身心性命之学的人。

　　我另外提一下文明对话的问题。文明对话不能仅限于东西之间，我们的参照面要扩大到欧美以外，比如印度、伊斯兰世界、拉美乃至非洲，这样我们的资源就会比较丰富。

　　而且和西方的对话也应该有新的视野和平台。以前我们是拿我们传统的，特别是儒家传统的糟粕中的糟粕，和西方文化的精华中的精华来作对比：我们是等级主义、小农经济、男性中心主义，甚至是抽鸦片、裹小脚等等，西方是自由、民主、科学、理性。但如果我们对西方有进一步认识，会知道西方能够发展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经历了非常痛苦艰难的历程，甚至一直到六十年代，美国国内的种族歧视还非常严重。西方文明导致了后殖民，导致了帝国主义带来的灾害，环境污染等各方面所造成的困境，这些都是现代文明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对启蒙进行一种全面的反思。这次讲习班的课程安排，我看出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毫无疑问，在近现代化的过程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启蒙心态。不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是启蒙的结果。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乃至大学、跨国公司等等，甚至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像自由、民权、法制、理性等，都是启蒙运动的产物。我希望我们现在可以在一个平等互惠、核心价值的文明对话框架之中，来了解启蒙。西方的环保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解构、社群主义、文化多元、宗教的多样性，这些思想多多少少都对启蒙的阴暗面做出了强烈的回应。

　　正因为长期以来存在这种拿中国文化的糟粕与西方文化的精华作对比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回到一些最基本的文本，来建构我们的基本功。做好这个基本功，才能对西方启蒙所发展出来的这些重大问题进行思考，并且使西方最杰出的一些思想家对启蒙所做出的重要回应成为我们的资源，与扎根在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中的基本价值理念进行对话，比如自由、民主、人权和仁义礼智就有对话的可能。仁义礼智不是亚洲价值，它是扎根于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的普世价值，就像自由、人权、个人尊严是扎根在西方的普世价值一样。

　　就基本功而言，至少希望每一个走出精英大学校门的人，不管学的是什么专业，都能对中国传统的至少一个核心文本有所了解，比如四书、《老子》、《庄子》，至少看过一遍，最好是比较熟悉。傅斯年做台湾大学校长的时候，把《孟子》作为大一国文课，所以任何一个在台大念书的人都要念《孟子》，而且傅斯年说过，没有通读《孟子》，就没有资格做台大的人。我希望过一段时间，至少有一部中国或者西方的经典能在中国的精英大学里面发挥这样一种作用，没有通读这一部经典，就没有资格做中大的人、北大的人、复旦的人。如果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底蕴，社会风气应该会有所改变，虽然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些问题都是存在的，但至少我们的志向没有完全被剥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