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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大学校长莱文:通识教育对中国大学的意义

 

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于2010年5月2日-4日在南京举办,该论坛邀请到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和耶鲁大学校长。以下是转载耶鲁大学校长的演讲全文。)

 

  我们对中国在过去12年在高等教育改革方面取得的成就是非常的赞赏的,在北京大学诞生百年纪年,也就是98年发言的时候,江泽民出席提出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宏伟的计划,的确我们看到了这个计划变成了现实,成为现实的速度快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到2006年中国的高等教育占到GDP的比重是1.5%了,这是十年前的三倍,结果也是举世瞩目的。在江泽民演讲后的十年,中国高等教育的学府增长了十倍,1226家增加到了3千多家,当然我这个数据还是有一点过时了,在那个时期,中国的招生的数量也增长了5倍,从97年100万到07年已经达到550万,可以说这样的增长速度是史无前例的,中国的招生规模在世界上也是最大的。但是我想数字是不足以中国在教育改革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从2004年开始在教育部的支持下,我和我们在耶鲁大学的同时方面荣幸每年可以接待来自中国超过30个机构大学的校长、副校长还有行政管理人员举办一个年度的教育领导力和改革的研讨会。年复一年,我也是非常荣幸看到贵方所取得的进展,包括教职员的任命和提拔的程序更为开放和竞争力更加提高。更多地引进知名的学者和科学家,扩建实验室设备和产业加强合作。还有和我们这个会议更有关系的就是大家也在思考如何对于课程和教学法进行改革,使得我们培养人才的效果能够进一步的加强,在过去这些年来,我们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中国的本科教育进行初步重组借鉴美国综合性大学和文理大学通用的模式。

  所以今天上午我想谈一谈美国的这样一种通识教育的模式对中国有什么意义,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有这方面的尝试,我想谈一谈为什么我们要进行下去,当然我也认识到,这样一个在异域文化当中所发展起来全新的理念,如果全新移植到中国文化当中去是很难成功的,如果我们要想成功,中国这一种新的本科教育模式必须有中国特色,改革必须是一个阶进的,有创新和适应的过程,所以肯定不是一个生搬硬套的过程。那么为什么课程和教学法的改革将有助于推动中国的发展,首先我想谈一谈日本的例子,25年前,美国有很多的评论家都非常推崇日本的管理实践模式,他们很担心日本当时的贸易顺差非常的巨大,他们也预言日本很快就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二战后的40年间,日本的生产率和GDP的增速远远快于美国,但是在1990年以后,日本的经济有15年停滞不前,也就是到二十一世纪第一个中期,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日本的经济增长才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水平,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般来说人们认为是过分发行企业债以及一个僵硬的金融体制,同时政府又采取了非常不明智货币紧缩政策,使得日本的经济增长一再减缓,但是我认为这只是一部分的原因,如果我们只是满足这样一个解释的话,我们就无法认识到日本经济放缓的是深层次原因,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时候,日本的经济增长动力和现在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是一样的,也就是很高的储蓄率以及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使得加工业能够迅速增长,六十年代的时候,日本已经吸收了劳动力,他把注意力放在了制造业的效力和质量上。但是竞争优势在九十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以后不复存在,在软件和通信技术方面的创新,使得美国获得了决定性的生产力优势,日本的创新速度跟不上,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的经济停滞了15年。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我请大家想象一下,想象一下像微软、谷歌这样的一些公司,如果都是日本公司的话,那么在九十年代的时候,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会不会落后美国这么多呢呢?我想这个回答是肯定是否定的,我想中国的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了,为什么日本在创新方面会不成功,同时也开始采取举措为中国未来的二十年做好准备,在这二十年当中中国不会再是靠低价的劳动力在全球取得成功。胡主席意识到中国必须学会如何创新,所以他也把创新和创造力作为目前“五年计划”的核心内容,一个国家如何才能具有创新能力和创造力,如果我们从历史当中去学习的话,我想就应该是从为什么美国目前在全新方面取得成功得多个因素方面去进行学习,同时在这些因素上下一些功夫。

  我想第一点对于中国来说,要取得成功就是要建立世界一流的基础研究,不仅仅是在应用科学方面取得成功,因为这个基础科学是所有应用技术的源泉。

  第二个前提就是要有足够的财政体制,能够支持高风险的初创企业,我们知道这些企业有强大的创新方面的优势,同时能够带来很多的就业的机会,我们知道这些企业的数量虽然不多,但是所产生的创造力,新鲜的思想比例是非常高的。 

  第三点就是中国的教育体系要鼓励毕业生能够进行创造性独立的思维,我想中国在前面的两条方面已经做的非常好了,我就不多说了,大家也知道中国的这些一流大学的研究设施方面扩建的努力,也引进了一些国外科学家,另外中国现在也在用同行评估作为颁发研究基金的一个重要指标。还有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也建立到了大学的周围;在第二条方面,我们看到中国已经采取日本不愿意采取的措施,就是开放自己的金融机构,和国外的大学结合伙伴关系,同时利用创投资金进行私募融资,第三点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需要我们来创建这样的一种课程以及教学法能够来鼓励创造力以及独立的思维,这也是我们今天以及本周论坛的一个重点。如何来发展这样一种基于创新的经济呢,我们需要训练有素的公民,他们需要有广泛的视野,也需要生机勃勃的企业家能够进行独立和原创的思考,中国的领导人包括我们在耶鲁大学论坛方面也谈到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也看到目前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缺乏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一,就是缺乏跨学科的广度;第二,就是对于评判性思维的培养。

  绝大多数的亚洲的学校和欧洲大学一样,本科教育是一个专式教育,一般来说学生在18岁的时候就选择了自己的终身职业,之后就不再学别的东西了。和一些一流的欧洲大学和美国大学不同的,中国的教学法是这样一种生搬硬套的模式,学生总是很被动的倾听者、接受者,他们一般不会挑战教授和彼此的观点,所以学习总的来说是把注意力放在对于知识要点的掌握上,不去开发人的独立和评判性思维的能力,这样的一种传统亚洲模式,对于培养一些流水线上的工程师或者是中层的管理干部可能有用的,但是如果我们要去培养领导力和创新,那就不足了。我们看到美国和英国的一些政治家非常担心的就是中国现在培养出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人数超过了西方。但是,亚洲人包括中国的领导者,所担心的是,我们学生缺乏的是独立的思维和创造能力,这对于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是不利的。所以我们看着你们觉得我们有问题,你们看我们觉得自己有问题。那么,中国的教育者担心,这样教育使得毕业生的思维更加的狭隘,而传统的模式使得他们缺乏了很多的创造力。那么,这样的教育工作者,受到的美国通试的影响,美国的本科学生在头两年会尝试各种各样的学科,然后会再选择一个主科学在进行学习。为什么这样做呢?对于多个学科的接触,使得学生有能力去对付一些新的,从来没有碰到过的问题,这个时候呢,他们通过不同学科的接触会有不同的视角,这样一种跨学科的广度,在我们看来能够使他们有能力以创造性的方式解决新的问题,我们想一个优秀的领袖,如果之前接受过经济学的教育,同时也接受过组织行为学的教育,那么他取得成功的可能会高一些。如果政府的领导以前学过历史,又学过道德哲学,同时还学过经济、心理学和技术的话,那么他胜任的几率也会更高一些,我们要去解决一个复杂问题,我们要借助各个学科的知识,不是一个学科的知识。中国有许多的一流大学已经开始借鉴美国通试教育的模式,大家知道北京大学在2001年推出了元培项目,选出一些优秀学生能够进入到这样一个通识教育的环境当中,他们生活在一起,同时在两年过程中学各种各样的学科。在复旦大学,现在所有的学生在第一年都接受的是公共学科的教育,之后再去选定一个主科,在西安交通大学现在学生可以进行一个本硕连读的项目,是“2+4”的课程,也就是两年的通试的跨学科的教育,四年的专业教育。那么在江苏南京大学,现在学生在报考的时候不再需要去填报一个志愿的专业,第一年会有60多门通试教育的课程供他们选择。这就是中国现在进行多学科教育方面所取得的进展,那么比这个更为重要的就是学生应该有能力去接受吸收性的知识,并且用这样一个知识重新评估我们所取得的一些就有的结论来得出新的结论,1928年耶鲁大学报告,这在美国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文件,那么在这个文件里面就提出了头脑的纪律和头脑的家具之间的一个区别。我们获得某一个专业的知识,就像脑袋里面装进了一件家具,但是这个家具在这样一个迅速变革的世界当中,从长远来讲并没有太多的价值,学生希望最后在商界、医疗、法律、政府以及学术界取得成功,需要的是头脑的纪律或者说思考的框架,让他们不断适应这样的一个变化的环境,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培养这样的一种习惯,需要学习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他们需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能够主动进行立论、辩论或者对于自己的论点进行修正。

  牛津剑桥大学的导师系统,可以说这样的教学法非常好的例子,他们必须自己进行立论,进行辩论。而美国的模式就是一些互动式的讨论会,或者说是这种小班授课,一小群学生他们需要去立论,去辩论,去挑战彼此,而不是盲目接受导师的观点。现在美国的顶级大学的考试一般来说不会要求学生去死记硬背一些事实,而是让学生去解决他们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的问题,去分析某一个观点的两个方面,同时去表达自己的观点,我想对于教学风格的改变,相对于改变课程来说更有困难。首先进行小班授课高成本会更高,但即便进行了小班授课也不能够保证学生就一定会进行互动式的交流。怎么样做到这一点呢?我们的教职员工就应该采取新的教学模式,鼓励学生进行主动的思维,让学生能够挑战彼此,挑战教师。对于中国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尽管中国大学的校长们已经认识到了这种教学方法的改革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仍然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有一些困难,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教师教授进行培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那些在国外学习过,回到中国的大学教授,他们更加愿意采取这样一种跟学生互动的方法来进行授课,另外我们学生之间的交流,各个大学之间校际的交流,西方国家到中国学习,或者是亚洲学生到国外去学习也会加快这一个过程。这种好处和风险共存,在高等教育推动更大的评判能力和独立思想能力,会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创造力,会进一步推动经济的繁荣和增长,因为是创新和创造的源泉。另外,我们也会通过这样的一种创新和评判性的思维来帮助解决一些紧迫的社会问题,比如说社会争议和环境恶化等等这些问题,今天早上,我们已经听到了这方面的演讲,另外呢,我们认为对于中国来说,除了好处以外,风险也是存在的。因为呢,我们会由于这样一种独立性的思维和评判性的思维,会听到公众更多反对的声音,因此在政治领域方面会对中国的一些民主化的进程产生一些影响。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通识教育对中国来说好处大于坏处,而培养学生的这样的评判性思维和独立思维能力对中国来说也是好处大于坏处,所以我们以非常好奇和充满兴趣地期待,我们将关注中国在未来若干年中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深入改革。